作者：佚名 来源：本站原创
中国人民大学可持续发展高等研究院执行院长温铁军在接受中国证券报记者专访时表示，在新型城镇化背景下，“三农”问题的实质内涵是农民权益保护、农村可持续稳定、农业生态安全，农村的城镇化不应是“去农村化”而是“去城市化”，不再沿用工业文明社会的发展道路，下一步应加大对农村基建投入，高度重视农业生态安全，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实现乡土社会的生态文明复兴。
农业生态安全成重点
中国证券报：十八届三中全会和城镇化工作会议已经召开，你认为“三农”的内涵要重新界定么？
温铁军：“三农”的实质内涵是农民权益保护、农村可持续稳定、农业生态安全。目前官方也在朝这个方向转变。2003年中央文件正式强调“三农”问题是重中之重，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强调农民能够平等分享现代化收益，十年间“三农”投入大幅增加，十年期间达到约八万亿左右，财政对“三农”的社会开支也做到了历史最大规模，农民的权益保护、农村的可持续发展都多多少少得到了体现。
现在最需要解决的就是农业的生态安全治理。如今在中国，农业已经演变为立体交叉污染最为严重的产业。下一步必须将农业发展转到现代农业、生态农业的方向上来。生态农业是最可能盈利的新兴产业。
至于政策上如何落实，首先，转变以往的补贴方式。政府应该将财政政策的重点，从用于治理污染改变为支持零排放的有机小农，或者支持综合性农业合作社的循环农业，改为对从事有机种植技术和实验的研究进行补贴，对采用有机种植的农户进行补贴，以形成恢复农业有机生产的外部激励机制。并对高污染的行业课以高惩罚，建立起清洁生产且符合生态发展的产业体系。其次，借鉴国际生态农业运动经验。如以社区支持农业，恢复农业有机生产和生态功能。
乡土生态文明待复兴
中国证券报：城镇化工作会议后，农村发展的道路将发生什么变化？
温铁军：千万不要用保守的老计划经济的思路来改造现在的农村，以为城市是先进，农村是落后。城镇化不是“去农村化”，而是“去城市化”。下一步，城镇化要加大对农村的投入，以使农村在原有结构不变的情况下实现城乡一体化。
现在很多人还是延续老的计划思路。这次城镇化会议中，有人提出的最为保守的思路就是将产业集群叠加在城市带上，把打工者变为市民，加剧原有产能过剩、高污染、高破坏。这就是所谓“城市化”。我们不能沿着错误的道路继续跑下去。下一步根本要改善的是城市治理结构，让它来适应农村的发展，降低城市的治理成本，改变其严重破坏生态的发展方式。
农村也要改，但是并不是让城市化掉农村。中国有多少万个几千人口的大村，这些大村在世界上其他国家都是作为城镇存在的，只不过我们不承认其为城市。这些村庄没有照搬现有的叠床架屋的政府架构，一个五千人的大村，吃财政补贴饭的干部只有七个，一年拿到的经费只有几十万，而这种村内的经济结构、社会结构都是多元化的。今后，最好不要破坏原有的以“大村”为单位的传统自治模式，真正需要的只不过是上级加强基本建设投入，多做垃圾分类、生态化发展。
中国证券报：如何理解城镇化工作会议所说的“记得住乡愁”？
温铁军：这句话体现的不再是GDP、财政收入、发展效率，而是百姓要的赖以生存的生活环境。
原来只是城市小资的一缕乡愁，为什么要记住它？是我们试图让这一缕乡愁转化成乡土社会的生态文明复兴。在人类进入短短数百年的工业社会之前，人类就是在乡土社会中生活了数万年。只不过这短短的几百年，因西方的殖民化崛起而形成工业化，导致所有的城里人只肯保留那淡淡的一缕乡愁。
所以我们今天所说的“记得住乡愁”是乡土社会的生态文明复兴，是人类在工业社会走不下去的时候，及时提出把工业文明转变为生态文明。而生态文明的基础不是工业，是农村，是广大的乡土社会。
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
中国证券报：城镇化工作会议提出要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但是三四线城市的农民既想拥有城市户口也不想放弃土地，如何解决这一矛盾？
温铁军：中国的任何变革都要保持农民作为小土地所有者。
北京郊区的农民愿意变成市民，是因为他们一卖地就能卖出几百上千万，可以变成中产阶级市民。但三线以下的城市，农民变不成中产阶级市民，卖了地就从“小资”变为失地农民，意味着在制造社会冲突。
造成小城市市民化推进阻碍的原因是没有真正把政策优惠放到基层，而是把优惠向大城市倾斜。如何让农民既保留土地、又从城镇化中长久受益，只能靠提高农民谈判能力，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
中国证券报：为什么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有如此重要的意义？具体途径是什么？
温铁军：提高农民组织化是解决农业发展、农村环保等一系列问题的关键。如果没有农民组织化程度的提高，连基本的契约关系都没有。千万不要以为跟每个农民签订合同就是契约关系，它不可维护。到现在为止，80%以上的所谓产业化订单关系或订单农业、合同农业都是违约的。
农民有高度分散性，没有组织化的提高，真正的契约型社会和信用社会就建立不起来。八万亿的“三农”投入就能解决三农问题了吗？还存在大量的跑冒滴漏。 |